农业不搞现代化、机械化,永远摆脱不了小农经济、小生产

更新时间:2020-07-10 16:55:39     浏览:

农业不搞现代化、机械化,永远摆脱不了小农经济、小生产(图1)

农业不搞现代化、机械化,永远摆脱不了小农经济、小生产(图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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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农经学科研究一定要“顶天立地”

· 增加的收益抵偿不了增加的投入,就有些得不偿失

· 农业不搞现代化、机械化,永远摆脱不了小农经济、小生产

· 一切发明创造都是从幻想开始的

· 真理不怕重复,但重复并不是发现真理


学术小传

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、博导,曾任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系主任,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和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。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组组长,教育部教材指导委员会委员、农经组组长,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,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,江苏省农业经济学会会长等职务。

作为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,他长期从事农业的技术进步和种植业的协调发展、以技术进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、提高农业系统的整体效率和农业现代化等农业宏观管理的问题研究,在农业经济学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开创性研究。

他先后主持了农业部“七五”“八五”“九五”等一系列重点课题共20余项,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,撰写和主编专著、教材20余部,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和部省级科技进步奖等20余项。1988年被农业部授予“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”称号,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,1998年荣获“中华农业科教奖”,2013年入选首届“江苏社科名家”,2018年被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授予“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终生成就奖”。


学术感言

我自1960年在南京农业大学毕业留校,从教50余年。对于当初学农和当教师这两个选择,我从不后悔。我有幸在南京农业大学这所学术根基深厚的农业名校学习和工作,特别要感谢我的恩师刘崧生教授。我在国内农经界担任的学术职务,大多是继任于他的,对于他和农经教育界前辈们的栽培,我铭记不忘。


奔着“广告”学了农经

记者:您生于战争年代,当时的生活学习条件肯定很艰苦。

顾焕章:我是1934年“双11”出生的,老家在盐城阜宁县蔡桥镇。20世纪40年代初,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,苏北也是烽火遍地,民不聊生。父亲因病过世,才30多岁,母亲含辛茹苦带着我和两个妹妹,生活十分困难。在这危难的时刻,我们得到了大姨母的关照,1945年随她同到上海,同大姨夫的兄弟和侄儿侄女们,一起住在南市卢家湾的一所房子里。虽然比较拥挤,但能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有个栖身之地,也真是不容易。

抗战胜利后,在大姨夫的资助下,我得以就读于上海培真小学、上海浦江中学和上青中学。解放以后,我中学没毕业就参加工作,工作地点在松江,当时松江属于江苏省。我在松江专区的农林科(现在叫农业局)工作,开始是助理技术员,后来当了技术员。

1955年,机关里动员一批干部考大学,我参加了“松江中学高考复习班”,在松江中学读了一年书,就是为了补高中的课程。1956年考大学,我当时是在苏州考的,因为松江没有考区,最终考入南京农学院(南京农业大学前身)农业经济系。

记者:为什么您会选择南农的农业经济专业?

顾焕章:学习农业经济专业有两个原因:第一个原因是我在农业局工作,是农业技术员,对农业比较熟悉,所以这方面应该说有一定的基础。第二个原因,南京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广告做得好。

记者:南农当时是怎么打广告的?

顾焕章:说是广告,其实就是当时学校的招生简章。学校提出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呢?就是培养国营农场场长、集体农庄主席和拖拉机站站长,我就奔着这个来的。因为我当时看了很多苏联电影,比如《幸福的生活》《拖拉机手》《乡村女教师》。《红莓花开》就是《幸福的生活》这部电影的插曲,当时几乎人人会唱,传唱至今。50年代的这些苏联电影都是讲苏联集体农庄的故事。当时全国学习苏联,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,令我非常向往,所以就决心报考农业经济专业。

记者:在上大学时,哪些事情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?

顾焕章:1957年11月到1958年8月,南京农学院两百多位师生都被下放到苏北涟水县劳动锻炼,住在农民家里,实行三同(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)。我被分配到王集乡五星三社第六生产队,在那里呆了有大半年。关于“饿”的记忆,我终身难忘。我在王集住在一个生产队长家里,每天三顿玉米稀饭,有时在粥里捞到几个胡萝卜就感到高兴。每月到乡里开会最开心,可以放开吃,不收粮票,我每次都吃到胃胀得难受为止。

我读书的时候也算是个活跃分子。我参加过学校的广播站,是编辑兼播音员,曾经主持过好几届学校运动大会。在体育方面,我是小口径运动步枪射击训练班第一连连长。刚毕业做助教的时候,我还参加学生话剧团,演出过一个大型话剧,叫《年轻一代》,还有点小影响。我演一个厂长、老革命。

另外,我们每年过年、过节都要举行舞会,甚至元旦通宵舞会。通宵舞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呢?就在水泥操场上面,把滑石粉一打,灯光一亮就可以跳舞。我跳舞不行,跳得不好,所以每次我都是放唱片。我们那届的毕业典礼是在大礼堂举行的,大礼堂后来翻盖了,就是现在的第三食堂。

在我们读书的时候,还有各种社团活动,相当多,包括诗会、绘画等等各方面,其实不比现在差。大学生活还是很有意思的。

一场大辩论

记者:请您谈谈留校初期的工作情况。

顾焕章:留校以后,我在统计教研室,主要教学和研究的方向是“统计学原理与农业统计学”。除了上课以外,我还带学生实习。年轻教师要带实习生进行农村调查,包括统计调查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。

我记得当时每年都到句容、溧阳搞年报。在年终的时候,每个县、每个乡、每个村都要搞生产报表,反映这一年生产的成绩等等。我们就把学生带过去,分派到各个乡,帮他们一起搞,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整理一个统计分析报告。

每年夏收夏种时,我还要去江浦农场。那时候是拖拉机收割,每天要报进度,分析机械运行的情况。做农业机械化统计分析,就是对作业的进度、效率、产量等等进行统计分析,每天要分析进度。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统计学的,题目叫《关于统计学的对象》,发表在《江海学刊》1962年第10期。

在我看来,农经学科研究一定要“顶天立地”。“顶天”就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理论、最新的成果,要掌握。“立地”就是对中国的实际情况、对基层的情况要了解。究竟农村实际情况是怎样的,不能蜻蜓点水,最好能够深入下去,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。

记者:1977年以后,您进入了学术成果高产期。

顾焕章:1977年以后,我技术经济研究方面的第一篇论文《太湖地区耕作制度经济效果初探》,发表在《群众论丛》1981年第1期。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?大概有两方面:一方面,运用生产函数这种数量分析模型来分析耕作制度,也就是用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耕作制度的经济效果,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是有所创新的;另一方面,为江苏农业种植制度“三改二”的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
20世纪70年代,苏南地区特别是苏锡常地区基本都是双季稻,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双季稻三熟制,就是两季稻加一季麦,这个产量要比稻麦两熟制要高一点。所以大家都极力推崇这种耕作制度,认为双季稻是“革命稻”。我们调查了太湖地区也就是苏锡常地区13个县10年的资料,最后得出的结论是:第一,这种双季三熟制耕作制度虽然使得农作物有所增产,但增产幅度并不大,米的品质也下降了。第二,用工用本用肥大量增加。增加的收益抵偿不了增加的投入,也就是投入产出比较低。而且,这种耕作制度造成地力衰退、生态环境破坏。从经济效果的角度来讲,有些得不偿失。因此,我们觉得这种耕作制度不是一种很好的耕作制度,应该要改变。这个结论和当时推行的政策不一致,引起一场大辩论。当然这不仅仅是我这篇文章的功劳,但至少这篇文章有具体分析,而不是抽象的一般议论。

有了实际的数据、量化的分析,所以后来双季稻制度很快就改变了。后续成果有《江苏省太湖地区昆山县三熟制比例经济适合点问题的探讨》,刊载在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》1981年第9期。1982年在全国性刊物《农业技术经济》上发表的《徐淮地区施肥经济效益探讨》等等一系列文章,都是围绕农业技术经济问题,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还有一篇文章《农业科研投资重点确定的经济模型研究》,当时也比较有影响。就是研究农业科研投资的经济模型,它是利用经济剩余原理,建立了模型,然后研究投资的经济效益大小,进行比较。当时国际上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农业科研投资经济效果,这篇文章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方面也有所创新。

记者:您在国内农业技术经济研究领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。

顾焕章:农业技术经济这个学科过去在中国没有,国外有一个相近的学科,叫农业生产经济学,它偏重于微观分析、农场管理分析、生产函数分析等。我们把这套生产函数方法运用到技术经济研究领域,这个大概是我们做得比较早吧,但这不是我们一家做,中国农科院、北京农业大学等也做了不少工作。

后来成立农业技术经济学会,我是发起人之一,还担任1990年全国统编教材、教育部“七五规划”教材《农业技术经济学》的主编。1997年,我得了两个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,一个是这本教材,还有一个是农业经济学科建设“高层次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”。

农业现代化的四个层次

记者:您也是国内较早研究农业现代化问题的专家。

顾焕章: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,我就开始涉足农业现代化研究。1978年,我在省委宣传部刊物《工农兵评论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《加速农业现代化,促进农业高速度发展》,对农业现代化的概念、意义和内容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。

我在《中国农村经济》1997年第7期上发表了文章《论面向21世纪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十大关系》,探索了包括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、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、物质投入与科技投入等方面的问题。这篇文章涉及我对农业现代化研究20年的总结。1981年出版了《农业现代化》,书中除了讲农业现代化重要性,还讲农业现代化实现的途径,特别是对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,提出了新的见解。

记者: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关注中国农业现代化研究的?

顾焕章:开展农业现代化研究,主要是综合各种因素来考虑。当时美国、日本、苏联农业现代化水平已经比较高了,从国外因素来讲已经是一种潮流。大家也看得很清楚,农业不搞现代化、不搞机械化,永远摆脱不了小农经济、小生产。小生产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,而市场经济、商品经济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很难发展起来,也很难使农村走向富裕。从这一点看,当时没多少争议,中央也开始号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。

从宏观的角度来看,实现农业现代化应该有四个层次:第一,生产手段的现代化,就是生产工具的现代化,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二,组织体制的现代化,没有体制的现代化,生产手段的现代化很难生下根来。第三,社会的现代化,就是不光农业、不光生产,包括销售、市场也要现代化。第四,观念的现代化,这是最高层次。就像我看现在很多大学质量的差别,不是楼盖少了。楼盖得都不差,实际上还是思想观念的落差。

名师出“106”将

记者:您一共带了106名研究生,能否谈谈研究生培养的一些心得体悟?

顾焕章:我从1986年晋升副教授以后就带研究生了。1988年晋升为教授,1990年开始带博士生。我的学生中,有一些很有意思,包括已经是博士导师,还到我这里拿个博士学位。我还曾经和中国经济学的泰斗吴敬琏先生联合招过两个博士。另外,博士生蒋乃华(与李岳云教授合作指导)、常向阳获全国优博论文奖,是很难得的。

我带学生,首先看悟性,要有创造性,有棱角没关系,四平八稳的人我不欣赏。一切发明创造都是从幻想开始的,没有幻想,就没有发明创造。还是要有质疑精神、批判精神、创新精神。

我上课允许学生打瞌睡,允许吃东西,但是你不能影响别人。我一直觉得,学习是靠主动的,我看重学生的学习能力、思维分析能力。一般来说,10年一过,原有的很多知识也都过时了。但是掌握了学习方法,就可以像海绵一样不断地吸水,就像拿到了一把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,就可以登堂入室。我后来教农业技术经济学,其实自己也没有学过这门课,就是因为掌握了学习方法,还教出了一个终身成就奖。

当时,我对学生的博士论文提出四点要求,现在看来还是对的。第一,必须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综述。为什么?要想突破,首先要了解这个学科的前沿到底在什么地方。这就要求对一流的文献、最新的文献,必须掌握,而且要加以分析、概括、总结,形成比较系统的观点。第二,必须在理论或者观点上有所创新。真理不怕重复,但重复并不是发现真理。不可能全部都创新,能有一个两个也不错,但是必须要有,总要提出个新观点。第三,必须运用当代先进的研究方法,这里主要是指数量分析方法。当时我们要求研究一般都要有模型,要量化分析,都是定性的、说道理的不行,要有根据。言之有理,论之有据,这个很重要。第四,对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能够提出对策性的建议,归根结底,我们研究的目的还是要解决实际问题。

在朋友圈写文章

记者:您近期在关注哪些问题?

顾焕章:我现在都在微信朋友圈写文章,朋友圈里有400多个好友,大多是我的学生。我是搞了一辈子农业的人,经过抗疫,我更加关注国家粮食安全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,粮食是基础的基础。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减少粮食生产,以工业产品换取粮食,这可能比自己种粮更有效益。我对此持反对态度。从国际贸易、国际分工角度看,粮食的确不一定要全部自己生产,但是从国际社会换取粮食的前提,是国际粮食充足且可以在国际市场自由流动,但现实是粮食贸易很可能成为国际政治的战略武器,不能掉以轻心。中国有14亿人口,中国的粮食问题主要靠自己,绝大部分要自给自足,要端好自己的“饭碗”。当然,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国际市场置换,进行品种调剂,但一定不能反客为主。

我也关注农民,首先是农民的养老问题。我认为,要适当加大对农民养老的保障力度,让老年人更有尊严地生活。涉及公益性的一些事业,比如养老、医疗、教育等,不能完全市场化。解决农民养老问题,必须靠国家、社会和养老机构有机协同。养老机构可以下渗到基层,要有养老专业人员。

当然农民养老问题只是农民问题的冰山一角。解决农民问题,工作千头万绪,归纳起来,主要有两方面工作要做:一是要解决农村留守儿童、妇女和老人问题,即“3861部队”;二是要确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,帮助进城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。

我也关注农村。城市化进程是大势所趋,人口总是在向经济发达、就业机会多、生态环境好的地区流动。假如农村留不住人,农村空心化问题就无法解决。因此,要解决农村自身存在的很多问题:首先是生态环境,其次是交通,再次就是产业问题。农村留不住人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产业稀缺。我个人认为,农村不太适合大兴工业,而应该主要发展第一、第三产业,后者包括养老、健康等产业,还要加快补齐医疗这块短板。

记者:您对江苏社科理论发展有何希望?

顾焕章:江苏文化底蕴深厚,社科界比较活跃,和现实结合紧密。希望江苏社科理论界加强对青年人才的培养,希望他们加快成长,能多出在全国有影响力、对现实重大问题提出深刻见解的青年理论家。

本报记者 胡 波 杨 丽

见习记者 韩宗峰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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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不搞现代化、机械化,永远摆脱不了小农经济、小生产(图3)